今年3月，一場擠兌危機令塞浦路斯這個人口百萬、GDP不足200億歐元的歐洲小島國成為全球市場的焦點，并再次令剛剛平復的歐元區重新陷入恐慌。

警惕特殊目的公司風險

上世紀末以來，塞浦路斯憑借監管寬松、避稅港、較高的存款利率和地中海旅游島國的優勢，迅速發展成為國際離岸金融中心之一，其銀行存款達到GDP的近4倍。2010年8月，在希臘經濟陷入衰退時，塞浦路斯的銀行判斷錯誤，“一意孤行”地涌入希臘，最終遭受巨額損失。由于塞浦路斯兩大銀行僅在希臘債券上的投資虧損就超過該國2011年政府財政收入的80%，塞浦路斯政府無力救助巨虧的銀行業，申請國際救助成為唯一選擇。

為避免資金繼續從銀行業大量流失和可能發生的擠兌，塞浦路斯央行實行嚴格的資本管制。例如單筆超過10萬歐元的存款中，37.5%的部分轉為塞浦路斯銀行股權，其余被凍結；銀行的儲戶每日提現金額不超過300歐元等。最終這起事件引發了質疑浪潮和擠兌風波。

與希臘危機不同的是，塞浦路斯危機中，一個非歐元區國家—— 俄羅斯隨之遭到了巨額經濟損失，原因在于：俄塞之間的避稅雙重征稅協議和塞浦路斯本身的低稅負，使塞浦路斯成為俄羅斯企業重要的境內外資金流通渠道。據統計，塞浦路斯和俄羅斯彼此是對方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地，2010年，塞浦路斯的俄羅斯外商直接投資為1549億美元，俄羅斯的塞浦路斯外商直接投資為1792億美元，14%的塞浦路斯銀行賬戶屬于俄羅斯人。

塞浦路斯危機令從事跨國投資的企業感到警覺。因為在境外投資時，跨國投資者經常為了滿足法律程序、稅務籌劃等經營管理需要而設立“特殊目的公司”。特殊目的公司，也稱為中間控股公司，在境外投資時，跨國投資者經常會在本身稅負較低、同時與他國具有廣泛稅收協定的國家設立基本沒有實質經營業務的“特殊目的公司”。各國企業一般根據距離、歷史習慣等原因選取不同的特殊目的公司，如歐美企業會偏重選擇瑞士、愛爾蘭和盧森堡；中國的離岸公司一般會選擇香港、澳門、百慕大和英屬維京群島；印度人多數選擇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而俄羅斯人，最青睞的正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分別為10%和15%，均為歐盟成員國中最低，且非居民企業（其董事不居住在塞浦路斯，所有商業運營都在塞浦路斯之外，也沒有任何收入來源于塞浦路斯國內）無須繳納所得稅；從塞浦路斯向國外派發股息也不征收預提稅。

特別是由于俄羅斯及前獨聯體國家與塞浦路斯簽訂有稅收協定，對于希望向這些地區投資的投資者、以及來自于這些地區的對外投資而言，塞浦路斯是實現資本低稅負流入流出的特殊目的公司優選地。所以，大量與俄羅斯相關的資金滯留此地，并在這次塞浦路斯危機中遭到損失。

塞浦路斯的案例提醒我們，在收購海外資產時，一要謹慎對待設有特殊目的公司的目標資產，提早規避相關風險；二要在新設特殊目的公司時，通盤考慮稅務籌劃等經濟因素和政治風險、國家信用級別等非經濟因素，審慎選擇特殊目的公司設立地；三要在特殊目的公司的日常運作中，加強跟蹤管控，持續防范金融風險。

并購對象含有特殊目的公司的

應對策略

中國企業投資并購面對的目標公司多種多樣。一些目標公司出于稅務籌劃和股利分配的目的，經常設立在岸（與目標資產處在同一國家）及離岸（目標資產所在國以外）特殊目的公司，持有目標公司股權。針對這樣的情況，投資者要在交易前期即要慎重衡量相關風險，著重規避類似塞浦路斯這樣的宏觀政治經濟風險帶來的影響。

第一，對于在岸公司而言，其宏觀政治經濟風險與目標公司資產是一致的。在項目前期階段，應特別關注特殊目的公司設置的法律合規性、稅務籌劃有效性以及股東收回資金的路徑，并留意當地法律法規的要求，是否會發生我們的并購行為影響目前結構的有效性與合規性的情況。

第二，對于離岸公司而言，就不僅要關注控股架構是否合規、稅務籌劃是否有效，更需特別關注離岸公司注冊地的宏觀政治經濟風險。尤其是對于實體經濟規模較小、銀行體系抗風險能力較弱的國家，需提防在極端情況下出現的銀行兌付風險。

新設特殊目的公司的策略

在投資實踐中，為實現法律程序、稅務籌劃等目的而新設特殊目的公司時，注冊地點的選擇除了考慮整體稅務成本的收益因素外，還應綜合考慮當地國家信用和宏觀政治經濟穩定性、公司管控要求、信息透明度、商業形象、注冊維護操作難易程度等多方面綜合因素。

首要考慮的是稅務因素。股權收購項目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收回盈利及實現資金派回：一是被投資企業分派股息，二是投資退出時轉讓股權實現資本利得，這期間要涉及很多的稅務問題。例如，被投資的目標公司將稅后利潤以股息形式向公司的海外投資平臺公司派發時，一般需要在目標國繳納預提所得稅，如果該投資平臺所在地與目標國簽有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則可以減免這部分支出。再比如，在將海外投資的資產處置取得收益時，很多國家國內稅法或簽訂的稅收協定規定，在被處置公司的財產主要（通常為50%以上）由位于該國的不動產組成的情況下，該國對外國企業處置該公司股權的資本利得擁有征稅權，而有些國家的國內稅法對外國企業轉讓本國企業股權提供有條件的特殊免稅政策。

設立特殊目的公司的一個主要出發點即是通過設計合理的投資控股架構，減低股息派回和投資退出時的相關稅負。所以，在選擇特殊目的公司設立地點時，需重點關注這個國家是否與世界其他國家有廣泛的稅收協定網路，同時，也要關注其所在國本身所得稅及股息預提稅、資本預提稅稅率是否優惠。此外，在利用特殊目的公司享受相關的稅收協定待遇時，應確保特殊目的公司能夠滿足當地稅收居民身份認定，甚至實質性商業運營的相關要求，從而避免由于當地政府的反避稅規定，而無法享受預期的稅收優惠待遇。

第二個要考慮的是法律因素。在選擇特殊目的公司設立地點時，應關注該國法律體系是否健全穩定，法律法規要求是否復雜，公司注冊程序是否便捷。例如，中國企業在開展某海外投資項目考慮設立特殊目的公司時，如果單純從稅務籌劃的角度來篩選，盧森堡、荷蘭、英國等均是較理想的國家，因為它們都擁有廣泛的稅收協定網絡，均可以根據相關稅收協議的規定免征一部分稅負，通過在這些地區設立特殊目的公司，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項目的收益水平。

其中，選擇英國作為特殊目的公司所在國能夠更為簡便地達到免除股息預提稅的目的，因為英國本身不對英國企業向外派發股息征收預提稅，而荷蘭則需將特殊目的公司注冊為Coop的形式，才能滿足相關稅收優惠條款中免稅的相關規定，即有條件的免稅。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英國法是并購業務法律合同中常用的適用法律，因此從法律程序角度看，選擇英國作為特殊目的公司所在地更有利于未來的法律風險防范。

第三個要考慮的就是整體經濟穩定性和商業環境因素。同樣是上述海外投資項目，選擇英國作為特殊目的公司設立地，也包含了對其綜合實力及商業環境的認可。英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業和金融中心之一，法律與監管體系健全穩定，注冊在英國不僅能夠為企業提供更多的便利，還使企業經營更有安全感。

可見，一個特殊目的公司設立地的選擇，光有經濟利益的考量是不夠的，正如塞浦路斯案例所揭示的，還有綜合考慮政治經濟穩定性、整體商業環境可靠性等各方面因素。這樣才能在提高收益的同時降低風險。特別是目前世界多國都開始關注并打擊濫用稅收協定或避稅行為，要求采用特殊目的公司這一境外投資控股架構開展相關交易的目的必須清晰明確，并具有相應的商業理由。這一監管趨勢提醒我們，未來，特殊目的公司很可能需要維持一定的商業活動，承擔一定的管理職能或一定的商業風險（如投資服務、后臺服務或作為區域總部），否則無法享受稅收優惠。

例如，新加坡特殊目的公司需滿足新加坡“實質性運營”要求，并取得新加坡稅務機關出具的居民企業身份證明文件，方可獲得境外股息免稅待遇。新加坡“實質性運營”要求包括諸多內容，如有至少一位駐新加坡的董事會成員，并擁有實際決策權力而非名義董事會成員；董事會成員人數的50%以上都應為新加坡居民；公司的所有重要的管理決策均在新加坡決定、重要的會議需要在新加坡舉行且董事會成員必須親身出席；股東會議需要在新加坡舉行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特殊目的公司將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管道公司”，那么對其設立地的選擇，充分考慮當地經濟體系的穩定性等長線因素就更顯重要了。

特殊目的公司日常管理策略

無論是并購對象中原本包含的，或是為了海外投資項目的需要而新設的，隨著“走出去”的步伐，中國企業將擁有一些設立在全球不同地區、不以實質經營為主的特殊目的公司。加強對這些公司管理的關注并嚴格落實，是保障投資之初架構設計有效性、降低投資風險的重要舉措。

首先，應加強資金安全的管控，嚴格銀行賬戶開立授權管理，盡量選擇在法治健全、法律體系穩定性高的地區設立銀行賬戶。如果需在特殊目的公司所在地設立銀行賬戶，應盡量避免在特殊目的公司賬戶留存現金。資金因分紅、付息必須通過特殊目的公司時，應遵循快速通過原則，做到特殊目的公司收到現金的同時立即向上一級公司匯出，降低資金風險。

其次，應不斷完善特殊目的公司的合規性管理，按照國內和當地法律法規的要求，按時完成相關周年申報、稅務申報工作，對資金調撥、法律授權、董事任免等程序要做到手續完備，及時向相關監管機構提交，并將副本妥善歸檔。

最后，要動態監控、持續跟蹤特殊目的公司所在國法律法規與稅務政策的變動情況，保證相關海外投資項目在投資之初整體控股架構設計在稅務、法律等方面的有效性，一旦政策法規出現新的變動情況，應及時研究，妥善應對。

在塞浦路斯危機中暴露的金融制度的不穩定將使未來國際資本流入該國大幅減少，塞浦路斯國際離岸中心的地位很可能成為歷史。而作為選擇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的投資者，從事復雜度高、金額巨大的海外投資并購，應不斷加強對國際宏觀經濟、政治動態的跟蹤研判和案例剖析，在譬如境外投資控股架構設計等海外投資的各個環節，綜合考慮多方因素，力求周密設計、審慎決策、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