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簡單，我們尚未充分表達和協調“創新與創造力”，“研發與創業”的各自定義和關系。輿論似乎通常會混淆創新和創造力。

創新和創造力

輿論似乎通常會混淆創新和創造力。這也許是文化系統的問題。然而，創新并不是一項發明。創新總是很難被定義和衡量，它既是復雜的過程，又是顯現的結果。并且只有被市場承認，才能被叫做創新。企業只有承擔起創新帶來的風險，才能享受到它的價值。

創造力則更為簡單，更加實在，更易辨認，直接導向某個發明。獲得和激發創造力可以加速和簡化已有的流程。創造力并不需要市場的認證，它的存在只是很簡單地開發大腦，引導知識的學習，促進感知、比對不同學科的思維方式。其風險是內在固有的。

知識對創造力有損害，它會殺滅由感性，觀察，重復的經驗，以及其他必不可少的催化劑所組成的創造性。技能對創造力同樣有損害，它們使得自然地跨越從職業到建構的過程變得相當困難。

科學、創新和創業并非嚴格的上下游關系。創新可以為科學研究和企業發展技術所激發、規整，最大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源自我們可憐的教育系統。

研究和創業

正如SIE網絡精確陳述的那樣，過多的年輕科學家和工程師決定讓自己的天賦服務于大公司，在那些有時遠離他們自己偏好和擅長的領域打拼。盡管他們通常能做得很好，出人頭地，卻不能可持續地增益他們自己研究愛好的附加值。在今天的法國，純科學的事業并不能很好地價值化。明天的世界卻仍充滿著技術和科技的挑戰，需要我們找到解決途徑。從根本上來講，這個問題的答案仍是技術創新。蒙田研究院也給出了同樣的陳述，法國有太多的工程師文憑獲得者在從事非工程師職業，甚至在非工業的領域工作，其主要集中于金融界。

為什么這么多有天賦的學生會選擇去美國增加經歷呢？很簡單，他們需要尋找與法國習慣性的教授抽象知識相比，更加實在有用的創新和創造力教育。為什么他們接下來會選擇留在美國？很簡單，因為這份受教經驗在科學方面的水平遠高于外國同級別的文憑，讓其擁有一個受追捧的簡歷。

工程師能夠有效地支持一項技術從實驗室的工作臺轉移至工業規模化和商業化應用。博士們有更多的機會在這種對創業高敏感，高支持的教育中，做好從科研到進入創立企業的銜接。如同Stéphane Mallat，綜合理工學院教授，所多次陳述的那樣，“研究，看起來很奇怪，竟然卻是企業創立的一場上好的培訓。第一步是完全相似的，尋找支持、集資……”但更多的是“創立一家技術企業，是決定依托技術創新成為世界上該領域內最好的一個。”

所以，應該怎么做呢？

簡單的解決方案

轉變我們的創業文化

我們的心態需要被“格式化”，公共科學研究需要被引向應用。而這能夠引起對公共機構的技術問題向初創企業轉化的重新評估。這點的前提是研究人員-創業者能夠融入自己的科研本身。Fran?ois Nemo曾經完美地分析了我們經濟文化的問題：基于知識而非基于經驗。“是法國發明了所有高度有序的，笛卡爾式的，理論化的大項目，大學校，大的管理體系這一切。發現在今天這種開放的世界，多文化的沖擊，網絡交流模式和新技術層出不窮的環境中，那些數代人都在等級制度最高層的管理者突然認識到了自己的極限。政治和經濟學院的高度選擇性和精英文化阻礙了創業者的創造力精神。”

在我們的學習和其他各層面重新平衡知識和經驗
蒙田研究院所謂的“創立經驗科學中心”正是此意，允許學生自由使用實驗室設備，由在實驗室完成的研究性論文認證碩士學位，之后可進入他們所喜歡的美國大學如MIT，哈佛或斯坦福，這將是一個真正連結研究人員，學生和創業者的培育基地。因此應該大力推行兩種模式：一種是類似于實驗室/學院相結合的La Paillasse；另一種是塞爾齊-蓬多瓦茲大學，后者誕生于“ ‘做你自己’運動”中，它集中于生物技術，并且向公眾完全開放。

逆轉技術文化和概念文化

通常在法國，我們是通過組織和融資的手段定義創新，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資金，也不在技術。它駐扎在商業模式的創造性中，在項目的價值主張中，在法國最擅長的對無形資產的投資中。

所以在避免混淆創新和創造力的情況下，相對創新，應該加強創造力。

當然也建議加強大公司的研發部門和新創企業的合作與聯系，綁定相關資金鏈。我們不要忘了這些年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是最大的財富，而創業已經成為了他們自有的文化。給他們的蓬勃發展提供環境，他們即會成為下一個AMGEN，一家1980年由三個研究人員組建的公司，如今已經有18000名員工，140億美元的銷售額；他們即會繼續Roland Moreno的腳步，智能卡的發明者，擁有高超的商業運作技巧。公眾本應該賦予他成為另一個蘋果公司的力量，到如今擁有70億張卡在市面流通，而其實他曾花費了差不多八年的時間去說服銀行家和工業界人士他的發明并不是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