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三層法院，在一場持久的離婚戰中，跌宕起伏的判決結果最終還是站在了Prest夫人這邊——除了分割婚房外，她可以在已被注入到Prest先生實際控制的2個離岸公司中的另外7所房產中分一杯羹。

“控股公司能夠保護你的資產，但前提是，你必須確實讓它按照公司的要求程序那樣運作。”衛達仕律師事務所（Withers）合伙人Stacey Devoy指出，這意味著每一項資產所有權的轉移或是你從公司獲得的收入，都應該有恰當的文件作為支持。

而Prest先生的敗筆，正落在缺乏有效文件，或者說不愿意配合法庭提供有效文件上。“在本案的特殊情況下，丈夫的公司實際上是代丈夫持有這7處爭議房產的工具，丈夫仍擁有房產的所有權。”英國終審法院在最終判決中稱。

作為英國最高級別的法院，終審法院的這一判決，影響的不僅限于Prest夫婦，對于那些利用獨立實體持有資產的富人們來說，或許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獨立實體是否真的能夠保護注入其中的資產，即便是身處香港或是內地的富人。

“香港的婚姻家庭法基本上是逐字逐句照搬英國，雖然目前英國方面的判決香港只作參考，但這份判決厘清了關于分割離岸公司持有的資產的一些法律問題，法官們會很樂于接受這樣指引性的判決。”Stacey說。

對于內地富人來說，使用離岸公司或者信托來持有部分資產的安排也越來越普遍，這一判決可能讓他們的海外資產面臨新命運。

“一般而言，內地法院不處置家庭的海外資產。”衛達仕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古明慧表示，而香港法院可以處置全球資產，法庭的財產披露過程也更有效及全面，有很多女方因此希望在香港提起離婚訴訟。

個人提款機？合同安排缺失

在法庭眼中，恰當文件的缺失，意味著控股公司并非獨立于其股東，而是股東個人（對于一人公司而言）持有個人資產的工具。

Prest夫婦在倫敦的婚房，由馬恩島注冊成立的PRL持有，Prest先生是PRL的股東。1995年至2001年，PRL收購了包括婚房在內的6處倫敦房產。

“這些房產是由PRL在開始商業運作從而產生現金流之前購買的。”法官認為，盡管Prest先生聲稱PRL收購了婚房，但PRL并沒有任何來自婚房的租金收入，PRL持有婚房只是為了滿足Prest先生的個人利益。

對于PRL持有的另外5處房產，及另一個公司Vermont持有的兩處房產，鑒于Prest先生并未配合法庭提供更多證據，法庭指出，并無證據推翻最終持有人是Prest先生的推斷。

“如果你真的需要通過控股公司來持有資產，那么你就真的要讓它像一個公司那樣去運作。如果一個公司為股東持有資產，所有股東是因持有股份而享有從公司產生的利潤或者收入中獲得受益，而不是從公司持有的資產本身獲得收益。”Stacey指出，這就意味著，當你把個人資產注入公司架構中時，應該確保起草和簽署了這些資產所有權轉移至公司的文件，當資產轉移后還要繼續使用這些資產時，確保你與公司之間有恰當的合同安排。

在法庭眼中 ，恰當文件的缺失，意味著控股公司并非獨立于其股東，而是股東個人（對于一人公司而言）持有個人資產的工具，因而并非是能夠將資產與股東個人分割開來的獨立法人。

此外，“丈夫（Prest先生）的個人消費支出遠遠超出了他作為CEO的薪金收入，而且超出部分完全由公司買單。（PRL）沒有任何正式性安排，他完全把公司的現金和財產當做自己的一樣對待，需要時取出來消費，對公司資產則擁有不受限制的支配權，在董事會層面，沒有任何針對他所享有的支配權的監督措施。”法官在判決書中總結指出，Prest先生使用PRL的資產來滿足個人和家庭的消費需求，包括該案的訴訟費用，公司資產事實上成為了他個人的提款箱。

在亞洲富人中，通過控股公司持有資產已經變得越來越流行，不過，當控股公司處理家族事務時，親情的影響力仍常常超過恰當的書面記錄。

Stacey舉例說，如果父親交給兒子一筆錢，讓兒子為其他家庭成員代為持有并放在家族公司中做投資，但卻沒有對這種安排做出相應的書面記錄，雙方也未簽署恰當的合同，當兒子面臨離婚訴訟時，由于缺乏書面文件，這筆錢看起來是兒子的，但他妻子可以就全部金額進行財產分割。

另一個常發生的問題是，你手上的文件，是不是切實反映了你想要表達的意思。

“這就像在Prest案中，這些房產看起來是公司為Prest先生持有的，他仍有控制權、使用權。并沒有恰當的文件，說明他為什么會有這種權益或是如何獲得這種權益。”Stacey說，對于具有類似資產所有權分割功能的信托來說也一樣，盡管法庭不能看到信托中的資產，但可以了解到這個信托如何運作。如果離婚前，婚姻的一方可以從信托定期獲得收入，那么法庭會推斷這種收益在離婚后仍會繼續，即將其視作可分割的資產。而對于本案來說，看起來這些資產是公司為Prest持有的，他有控制權，使用權，沒有恰當的文件說明為什么及怎樣他會有這種權益，法庭可能會想，不是一個恰當設立的公司，而只是一個持有資產的工具。

贏得訴訟的要素

“很多人的直覺是，披露得越少，法庭就越是拿我沒辦法。”Stacey說，事實正相反，面對婚姻訴訟，配合法庭要求、“開誠布公”非常重要。

資產保護的有效性，還不僅限于文件的齊備，時機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香港法律中有一個假設，婚姻中一方如果在離婚前的3年內放棄資產所有權（如將資產注入公司），那么他/她是在故意損害另一方獲得資產的權利。”古明慧說，所以一般如果是結婚前剛成立的公司，更建議使用婚前協議。

這就像法律一般認定公司破產前的處置資產行為是故意損害債權人利益因而無效，夫妻雙方中任何一方離婚前匆忙的分割財產所有權的行為，不僅無效，可能還會給法庭留下惡劣印象。

除了齊備的文件、恰當的時機，還要經得住“誘惑”。古明慧舉例指，有些富人雖然已經做好資產安排，卻會在婚姻持續期內不經意間做出改變，“如果把部分房產作為婚姻資產給對方，或者讓對方從自己控股的獨立公司中獲得收入，這就會改變相應資產安排的性質，婚姻法庭會更容易得出結論——即便你聲稱公司是獨立法人，但你在這個公司擁有資源，公司最后可能會被視作家庭收益來源的一部分而共同分割。”

最后，對于那些想要保護好自己資產的富人來說，在法官面前的表現同樣重要。

“很多人的直覺是，披露得越少，法庭就越是拿我沒辦法。”Stacey說，事實正相反，面對婚姻訴訟，配合法庭要求、“開誠布公”非常重要。

古明慧亦認為，法庭反而希望看到雙方對財務狀況做出全面、坦誠的披露，由于法官擁有較大自由裁量權，保留信息的一方可能因此吃虧，“尤其是當案件涉及信托、公司等復雜結構時，保留信息可能讓法官做出你確實擁有這些資產的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