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經濟下滑，4萬億刺激經濟的重擔又毫無保留地壓在財政部門的肩上。1~7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40672億元，同比下降0.5%；全國財政支出33888億元，比2008年同期增長23.5%。在財政支出增加、收入減少的情況下，政府加強稅收征管的動機極易理解。然而，時值經濟復蘇的關鍵時刻，政府除了需要通過刺激經濟拉動投資之外，通過減稅切實改善企業的實業投資環境，也許更是當務之急。

年年都查稅，今年特別猛。這幾乎是二季度以來所有企業都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處境。

“財政收支的矛盾依舊嚴峻。”財政部以此作總結。據統計，1~7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40672億元，同比下降0.5%；全國財政支出33888億元，比2008年同期增長23.5%。

其實這一數據比之2009年前四個月已經大大改善，當時全國財政收入一度下降近10%。7月數據之所以有所改善，原因之一是非稅收入增速飛快，6月累計非稅收入增幅一度達到三成，7月同比也達到26%。

非稅收入迅猛增長背后的重要因素正是得益于前所未有的查稅風暴。數據顯示，1~7月查補的稅收已經超過總體財政收入的1%。

一個很完整的“圈”如是形成：經濟下滑——稅收減少——同時財政部門大手筆支出刺激經濟——收支矛盾促使稅務部門加大查補力度。

問題是，這對尚處于恢復期的企業有何影響？

大企業補

記者從國稅部門內部官員處了解到，從9月起全國大查稅已經開始進入第三個階段：重點檢查。

這場風暴開宗明義就是針對全國3108戶大型企業集團，前兩階段，國稅總局親自動手，針對60家重點企業。采取的形式是由稽查局和大企業司選定檢查的企業，并給企業下發文件和自查提綱。一開始企業接到的要求是自查2005~2007年的稅收情況，并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自查報告，并補繳稅款和滯納金。其后，自查的范圍再次延伸到2008年。

如果稅務部門對企業的自查結果滿意，企業就可以順利過關。如果不滿意，稅務部門則會抽查該企業的幾家分支機構，如果抽查的結果與企業上報的自查材料差異較大，就要進入第三個階段，全面調查或者繼續自查。

“一開始的查稅還是較為溫和的。”一位有幸榜上有名的大型企業財務人士向《中國經營報》記者表示，企業也明白稽查部門的壓力，一開始就做好了補稅的準備，并就補稅金額與有關部門通了氣。然而，從2009年6月開始，風云變幻，原本以為一定可以“過關”企業大部分都接到了抽查通知，沒有人能例外。

前述企業財務人士笑稱他們也沒揣摩對“上意”。實際上，按照2009年財政部的計劃安排，做的就是“加減法”。所謂“減”指的是對于要扶持的行業，或者受金融危機沖擊的企業要適當減稅輔助。財政部公開數據顯示，國家2009年計劃減稅5000多億元。另一方面，對有盈利能力，且有偷漏嫌疑者要加大查處力度，用財政部長謝旭人的話就是“應收盡收”。

“查驗的力度非常嚴苛。”上述企業的財務人士表示，不少企業都被打個措手不及。8月底，有媒體報道首批24家自查的企業中，有12家在抽查過程中出了問題。上市公司廣濟藥業[-1.57% 資金 研報]在6月自查中補繳了1300萬元的稅款，但湖北稅務部門在7月的抽查中依舊檢出該公司還應補繳1700萬元的稅款。自此廣濟藥業一共需要補繳超過3000萬元的稅款及滯納金。

“我們也被查出了一大筆，公司領導正在與有關部門‘溝通’。”上述人士不愿透露具體金額，只是表示不下于廣濟藥業的補款。據了解，這家公司也是在企業所得稅以及個人所得稅上“中招”，一些往年行得通的財務做賬方法都在2009年被齊齊糾出，例如往年他們會把部分關聯公司的收益算進應收賬款，2009年就“被視為分攤收入”。

該人士表示，2009年公司本來計劃下半年在西部開兩家分公司。但算上滯納金，這筆要補繳的稅款就占了2008年營收總額的25%。“如果這筆錢全部繳納，公司下一步的戰略擴張肯定會受到影響。”

據記者了解，除了這60家被重點關照的企業，剩下的2000多家大型企業集團同樣人人自危。因為按照國稅總局的文件，下一步省級及以下稅務部門將按照自查——抽查——重點檢查的模式對轄區內的大型企業重點排查。實際上廣濟藥業也是在湖北地稅局處“卡殼”。

國家稅務總局最新統計顯示，今年前7個月，稅務機關共查補稅款413億元。其中僅6、7兩個月就一共查補了212億元。國稅局內部官員表示，國家稅務總局稽查局原計劃也就是200億元的稅款，如今，兩個月不到，國稅部門已經超額完成任務。

但這并不意味著查稅任務已經完成。實際上，國稅總局稽查局的全年稅收稽查任務也在不斷加碼。年初的“保七爭八”，即保證稽查700億元，力爭800億元，最終增加到1000億元。而這幾乎是2008年全國稅務系統稽查總額513.6億元的一倍。

中小企業苦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風暴還在進一步延續。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認為，按往年的慣例，今年剩下的幾個月，稅務總局的征管、稽查和處罰力度還會加大。

“現在是省里接到任務分發到市，市又下到區。”廣東一位稅務官員向《中國經營報》記者透露，9月之后，他們的壓力依舊巨大。因為按照計劃，今年財政收入預算是增長8%，但今年上半年全國是同比下降6個百分點。換言之，9月之后，財政的增長率都要達到20%才能完成任務。“我們的任務是，接下來幾個月，至少要維持同比增長15%。”該官員表示，問題是上級的壓力過大，并且將一些稽查權力下放到基層，壓力之下，基層稅務部門不得不向一些中小型企業開刀。

“大企業還好，只不過賺少了些，我們可是生計都有問題。”陳寶林(化名)是珠三角一家成衣出口企業的董事長。受金融危機沖擊，2009年4月以前，他們都面臨開工不足，進入6、7月由于歐美圣誕節訂單的逐步增多，工廠才再次開始機器轟鳴。

但就在此時，稅務部門的自檢通知也下到公司，要求自查從2004年到2008年的稅收狀況。幾年前，陳寶林也學著其他同行在英屬處女群島注冊了一家離岸公司，希望用這種辦法避稅。前兩年公司有盈利之時，他也的確通過這種“假外資”的身份獲得諸多稅收優惠，沒想到今年反而變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7月，國稅總局發文要求各地國稅局和地稅局加強跨境關聯交易的監控和調查，以防止跨國企業在金融危機中，將境外企業的經營虧損轉移至境內關聯企業，導致國內稅收的流失。

在自檢通知下達不到兩個星期，稅務部門就要求公司將所有賬本都上交，最后一紙通知下來，陳寶林需要補交近400萬元的稅款及滯納金。

在今年如此市場環境下，陳寶林表示，現在是怎么也拿不出這400萬元的補稅款，他現在正四處托人，至少希望能分期或者緩交。

陳寶林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各地稅務部門對各類型的企業都可謂“一視同仁”。甚至出現有些地方的稅務部門要求，自查企業必須一律按照本企業上一年度所交稅款的1.5%進行補交稅款。有的地方政府則采取預征稅費、延遲退還企業稅款的做法。

當然，地方政府也明白不能“涸澤而漁”的道理。據廣東稅務官員介紹，早在今年年初，珠三角還針對某些行業的銷售情況進行減稅，例如東莞曾為了鼓勵外銷型港企轉做內銷，提出這些企業在內地銷售，會按企業上年度繳納銷售環節增值稅給予10%的獎勵。上半年這些減稅措施的確也給了企業休養生息的機會。

“但沒想到下半年訂單剛一開始增多，稅務人員就來查稅。”陳寶林表示。

有熟知稅務系統的人士告訴記者，通常是越接近年底，稅就查得越緊。因為年底前稅務機關的各種任務壓力開始浮現，特別是今年的市場環境，各地的稅務部門肯定離目標還有很大一段差距。

稅負重之過？

“我的確有避稅的行為。”陳寶林也承認，既然存在偷稅漏稅的行為，稅務部門在合法范圍內要求企業補交稅款本無可厚非。

但陳寶林認為，國內的小企業負擔還是比較重的，除了法定的稅收外，各種費用每年都有近百萬元支出，再加上支付給員工的各種費用，如果不想辦法的話，甚至“公司經營都成問題。”他向記者表示。

劉桓也認為，長期以來我們的稅收都處于“稅率較高，執法彈性大”的局面。正是在這種環境下，“企業偷、漏稅時有發生”。在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的時候顯露不出來。但是，當財政收入的增長減速時，這個矛盾就開始突出。

這就形成一個怪圈，平時由于稅率高，企業生存有困難。稅務機關從“放水養魚”的角度出發，稅收執法并不嚴格，也就形成了一種制度外的平衡。

可是當稅務機構任務壓力開始增大后，加大執法力度就成為他們必然的選擇。而平時習慣了避稅的企業忽然發現稅務重擔大增，而且陳年舊賬也被翻出來要求補稅。“從法理上講，稅務機關的做法沒有什么過錯，但對于剛剛從金融危機中恢復元氣的企業卻會有著直接沖擊。”前述稅務系統人士說，例如陳寶林400萬元的補稅款已經是他去年營收的20%，這對陳寶林今年稍有起色的經營無疑是兜頭一盆冷水。

今年全國工商聯企業家執委問卷調查就顯示，85%的民營企業認為，當前稅負偏重。此次工商聯的調查主要是針對一些資產規模較大的企業，按照現實情況，其他小型和微型企業壓力將更大。

“中國的企業平均稅負是多少？如果把各種隱性、顯性的稅加在一起，不少企業家認為我們的平均稅負在4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60%左右。”北京大學外國經濟學說研究中心副主任夏業良對記者說。

而國外的一些研究也將中國列入稅負最高國家的行列。但對于這些說法，稅務部門是一概否認。9月份的《中國稅務報》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認為我國宏觀稅負目前仍處世界較低水平。

報告從最新的2006年數據統計，我國含社會保障基金的宏觀稅負為20.8%，相當于24個發達國家宏觀稅負加權平均數(35%)的60%。相當于18個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加權平均數(28.9%)的70%。

不過這份報告也表示，統計數據是根據剔出行政性收費等非稅收入后計算。報告也承認，沒有觸及稅收以外的其他政府收入(比如政府性基金、行政收費等非稅收入)。其表示，據有關文獻研究，我國非稅收入占GDP的比重高于其他國家。因此，企業和居民總體經濟負擔問題確實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我們國家的非稅收入究竟有多高？報告沒有給出答案。根據一些學者的統計數據表明，上世紀90年代初，稅收收入曾一度只占財政收入的47%，有超過一半的財政是其他費用支持。這些年，國內稅費比例較多年前已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1∶0.6左右。換句話說，企業在上交1元稅收的同時，還會被征收0.6元的費用。

而按照陳寶林的經驗，“稅”可以避，但“費”無論如何都省不了。“通常費用都是由職能部門直接收取，例如消防部門會征收公共消防設施征收費，如果企業有所遲緩，每年的消防安全抽檢就肯定過不了關。另外還有什么工業垃圾處理費、檢驗檢疫費等等。”用陳寶林的話來說，“職能部門是爺，得罪不起。”

如果將這一費用簡單代入上述研究報告，中國的宏觀稅負超過32%。

“我不管他們怎么算，但至少給企業一個緩沖期吧，否則實體經濟肯定會受到沖擊。”陳寶林說。

而9月初，記者在深圳接觸的一個加工企業老總則明確對記者表示，在如此的實業投資環境下，盡管訂單有所恢復，但他已經決定，只等廠房租期一到，就會馬上關廠不再經營。

7月~8月稅收政策一覽

為了加強稅收監管，7月至8月國稅總局密集出臺增加稅收、防止逃稅避稅的稅收政策和文件，并且強調加大執行力度。

關于強化跨境關聯交易監控和調查的通知( 國稅函[2009]363號)

關于股權分置改革中上市公司取得資產及債務豁免對價收入征免所得稅問題的批復( 國稅函[2009]375號)

關于企業所得稅核定征收若干問題的通知( 國稅函[2009]377號)

關于印發《內地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關于對所得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議定書和諒解備忘錄的通知( 國稅函[2009]396號)

查稅風暴進程

4月初，2009年全國稅收調查工作正式啟動。

2009年的調查新增了對企業集團的專題調查，企業所得稅和利潤表的相關指標也按照2008年度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納稅申報表進行了重新界定。

納入2009年調查的企業由抽樣調查企業和重點調查企業組成。抽樣調查企業由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確定指標，依據科學的抽樣方法從稅收綜合征管系統數據庫中隨機抽取確定，重點調查企業則是根據稅制改革、政策調整和稅收管理的需要，由各地國稅、地稅機關分別按要求確定。

4月

國家稅務總局公布了第一批查稅名單。要求企業在4月~6月開展自查。

銀行、保險、通信、發電和石油石化五個行業的24戶大型企業集團名列其中。

企業按要求自查2005年~2007年的稅收情況，并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自查報告并補交稅款和滯納金。其后自查范圍被延伸到2008年。

6月

公布第二批查稅企業名單。自查截止日期為7月20日。

萬科、國家電網、中糧、戴爾等36家大型企業榜上有名。6月中旬，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表示，收到稅務總局的查稅通知，并且表示還有大量的房地產企業被要求自查。

7月

國稅總局開始抽查經過自查的第一批企業。其中12家被查出有稅收漏洞。

7月27日，國家稅務總局下達給各省市稅務部門“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進一步加強稅收征管若干具體措施》的通知”，明確“為進一步做好加強征管、堵漏增收工作，確保完成今年稅收收入增長預期目標”。

同期，國家稅務總局將稅收任務細化分解到各省市。各省級稅務機關紛紛向轄內各類型企業發出查稅通知，自此稅收風暴擴展到中小型企業。

9月

國稅總局針對60家企業的查稅行動進入重點檢查階段，對自查與抽查結果相差較大的企業，國稅總局將進駐全面檢查。

與此同時，國稅總局要求省級及以下稅務部門參照自查—抽查—重點檢查的模式對轄區內大型企業展開稽查。

記者手記：稅費的中國特色

8月下旬，廣東某地的稅務部門舉行了一場閉門會議，請來的都是本地的大中型企業。與會領導只向這些企業表達了一個要求，要與國家共度時艱：已經通過自查的企業繼續進行深度自查；尚未完成自查的企業鼓勵多補稅；有盈利的行業將稅收優惠暫停一年，明年環境好轉再順延原有的優惠。

總之就是非常時期，權宜行事。

其實經濟低迷之下，全世界都在查稅。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0財政年度預算提案中，要求國會額外為800名查稅官和律師等撥款，以便能更有效地追查利用海外賬戶逃稅者。果然，在8月底成功迫使瑞士銀行向美方披露大批美國人的秘密賬戶信息。總而言之，有財政壓力的不僅僅是中國，在凱恩斯主義復蘇的今天，歐美發達國家為刺激經濟的投入讓他們也急于解決財政收入問題。

但像這樣一場有特色的閉門動員會似乎只可能在中國發生，也可以設想，假如有企業在這場動員會上唱反調，會有怎樣的后果呢？

“沒有人是干凈的，基本所有的企業都有兩本賬。”這是一位稅務官員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說的原話，每個企業多多少少總有些問題。而以往，企業靠著長期和稅務部門建立起的良好穩定關系，在查賬問題方面一般不會遇到特別大的麻煩。

然而，在這個財政收支嚴峻的時期里，良好穩定的關系已經解決不了問題，自上而下的壓力讓稅務部門開始了一輪又一輪的稽查、翻舊賬。

其實稅負高不是什么問題，挪威的稅負是全世界出了名的高，但挪威人或者挪威企業總會很自覺地交稅，因為逃稅的成本實在太重。而當重罰內化成道德文化后，即使沒有這種貓捉老鼠式的警匪游戲，挪威人也很自覺地交重稅。因為稅負高已經變成在挪威生活或做生意的背景音。

但中國就不同，面目模糊，操作兩可。說實際稅率高吧，又有許許多多的可操作空間；說稅負低吧，當老實交稅費時，沒有企業不是心驚肉跳的。

監管不嚴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稅收征收成本率的提高。一般發達國家的稅收征收成本率基本維持在1%左右，而我國在1994年稅制改革前，稅收征收成本率也只有3.12%；然而，稅制改革后，征收成本率也就一路升高，如今已經接近8%，今年1~7月的財政收入大約4萬億元左右，其中則花了3200億元來征稅。